在这次论坛上，众编剧对外界发表了“维权联合声明”，其中着重强调：

　　我们要求，遵照《著作权法》转让剧本影视拍摄权时，要依法维护作品的完整权和修改权。维护作品著作权使用支付报酬及合同的公平权；维护剧本的改编权；维护编剧的荣誉权和不受歧视的权利；

　　我们要求，遵照广电总局的相关规定，切实执行影视作品字幕署名排列规定(注，1996年，由广电总局规定，其排列顺序为：编导摄录美)；

　　我们要求，在出现严重侵犯编剧权益的情况时，在制作方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拖欠、拒付剧本稿酬时,停止侵权作品的出版、发行和播映；

　　我们要求，大众电影百花奖增设编剧奖，金鸡奖、华表奖、飞天奖等重要影视评奖，除设有最佳原创编剧奖外，应增加一项改编剧本奖，以尊重原始文学作者的权益；……

　　除了“维权声明”，他们还发布了“编剧自律公约”：尊重法律法规，反对违规操作；尊重深入生活，反对闭门造车 ……

　　“编剧自律公约”被同行从业人员喻为编剧界的“八荣八耻”。当天，一份92名编剧联合签名的名单，出现在互联网上。

　　这次国内编剧界“维权大会”的召开，正好是在美国编剧大罢工结束(2月12日)后不久。

　　三件事触动众编剧神经

　　“我们的这次行动，应该比美国要早。从04年起，我们就开始了。”

　　2月26日晚，北京亮马桥大厦旁，金多宝茶餐厅内，“编剧维权活动”组织者之一汪海林振振有辞。

　　一头长发的汪海林，早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，中国电影文学会理事，现为自由编剧，创作过影视作品《都是天使惹的祸》、《大电影2》等。据他说，每到年末，广电总局都会举办春节联欢会，“这是剧作家聚集最多的一个场合。”从2004年起，作为电影文学会负责人的王兴东，就在会上给每个编剧分发一份由他亲自起草的“维权声明”。

　　2005年，王兴东依然如故，依然反响平平。

　　但在2006年，发生了三件事，触动了编剧们的神经。

　　“第一件就是，我们几个得知，制片人在某次行内会议上，对编剧们进行指责，把中国影视的粗制滥造全都归罪于编剧。”

　　身为维权活动组织者，汪的表达不愠不火，条理清晰。

　　“我不否认现在编剧界良莠不齐。但一部影视作品的诞生是综合艺术元素的体现，编剧写出好剧本是第一位，但这只是整个制作流程中的一环。”

　　在汪的记忆中，“‘文革’前，每张电影海报上，编剧都标在首位。自80年代末，编剧景况一步步发生变化。在经济大潮冲击下，文学渐渐边缘化，影视领域出现了出品人、策划人，导演与制片人地位渐渐突显，荣誉、利益一点点向他们倾斜，编剧的心理难免不平。”

　　到了汪这一代中青年编剧，面对的已是“导演中心制”，接着又是“制片人中心制”，“这就不是虚无的自尊问题，而是实打实的：艺术创作上，到底谁听谁的？”

　　剧本的工作，被编剧们比作“母亲孕育的过程”，“特别是那些不想混钱，真心想搞创作的编剧。”

　　“辛辛苦苦将‘孩子’生下后，交出去了，就由不得‘娘’了。编剧没有话语权了。要眼睁睁地看着‘他’被某些导演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进行诠释、分割，或者在制片人的指令下，改得支离破碎。”

　　“我宁肯亲手把我的‘孩子’毁了，也不愿看到他被‘轮奸’。”某编剧曾在业内发出激烈的抗议。

　　最后，这名编剧改行做了导演。“很多人都是这样，还有一批沦为‘职业’编剧，为了钱，让怎么写就怎么写。我被一些朋友称为全金属战士，因为我每年都在狂写，已经10年了。随便什么戏我都写，只要给我钱。”汪海林在博客中，慨叹自己不再有学生时代那种纯粹的艺术激情。

　　“宁愿做平庸的导演，不愿做痛苦的编剧。”稍后，“维权活动”的另一组织者，《漂亮妈妈》的编剧邵晓黎也来到金多宝。

　　邵是汪的同行，浓重的黑眼圈是在这个行当里长期熬夜的结果。他是“编剧维权之路”的DV制作者。

　　“导演将好剧本拍成烂片的，有；也有导演将烂剧本拍成好片的，不能一概而论。”邵晓黎正筹拍一部喜剧，打算自己当导演。

　　第二件是《沙家浜》原著者被侵权案。2006年，这部由“文革”时期的样板戏改编的电视剧在国内播出。

　　《沙家浜》原名《芦荡火种》，1950年代由上海市沪剧团的文牧先生执笔。

　　2006年5月，文牧家属给播放《沙家浜》的某电视台发去律师函，称该剧改编未获得著作权人授权许可，并表示，将追究播出机构共同承担侵权责任。

　　“文牧健在的时候，曾有一个作家发表了一篇荒诞小说，解构《沙家浜》，结果，文牧大为愤怒。他临死前留下遗言，今后不许人再改编他的作品。

　　“《沙家浜》的投资方找到文牧家属，提出购买其版权，遭到拒绝。据文牧家人表示，为了杜绝对方死缠烂打，他们出了一个相当高的价格。结果，投资方却以原著者家人开价太高为由，强行开拍电视剧。你说这个逻辑是否可笑？

　　“中间，《沙》剧投资方曾找到编剧阎刚，请他改编剧本。阎刚让他们出示该剧原始版权的授权证明，他们拿不出来，被阎刚拒绝了。

　　“投资方在完全没有支付费用，或没付完费用的情况下，是没有权利拥有版权的。可是《沙》剧还是侵权拍摄，并在诉讼期间违法开播，这实际上是给编剧们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。这个惯例一旦形成，就打破了编剧界的底线，以后就没人在乎原著权了。”